灵隐山是一座文化名山，但一般人可能认为，“灵隐山”的文化内涵就是指以灵隐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其实不然。事实上，在灵隐山（武林山）一带的佛教文化流行之前，这里的道家文化源远流长。武林山之所以又称“灵隐”，原是此地乃“仙灵所隐”之意。据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灵隐山五峰之一的稽留峰之得名，即“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相传这位道士，就是许由。

据成书于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江南东道五”之“杭州·钱塘县”记载：“灵隐山在县西十五里。许由、葛洪皆隐此山，入去忘归，本号稽留山，今寺立焉。”除许由以外，后世又有著名道士葛洪曾在此隐居。南宋泉州别驾卢同父有诗云：“问山何以名灵隐，山曰当年隐许由。”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北山胜迹》亦谓：“相传尧时，许由隐居兹山，遂名许由峰，而讹为稽留。”此外，“一说晋时有许远游居此，非为许由。许远游即东晋时许迈，相传曾入灵隐山茹芝吟诗，与王羲之交游。许由为尧时高士，全国传说名迹甚多。西湖灵隐寺北的北高峰半麓有巢居坞，传为许由巢居处。”（明·陈绍英《灵隐放生记》）

然而，自东晋咸和元年（326），来自印度的慧理禅师来此开山创寺，灵隐山的佛教文化日益兴旺，并逐渐成为“灵隐山”的核心文化内涵了。而灵隐山的佛教文化，亦有多层意蕴。

首先，灵隐山即指灵隐寺，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通常理解。北宋景德四年（1007），真宗诏改灵隐寺为“灵隐山景德寺”；天禧五年（1021），真宗赐名“景德灵隐禅寺”。南宋绍兴五年（1135），高宗改名为“灵隐山崇恩显亲禅寺”。南宋时评定天下“五山十刹”时，灵隐山被评为天下五山之二。

其次，自灵隐开山以来，“灵隐山”一语不仅指灵隐寺本身，而且还包括天竺寺（即今三天竺法镜讲寺）。相传慧理禅师开山时创有“五灵”，即灵鹫、灵峰、灵隐、灵山等五寺（一说建有十寺）。不过除灵隐、灵山以外，其余诸寺或废或更。其中，灵山寺即东晋咸和五年（330）创建“下天竺翻经院”（又称“天竺寺”），一直以来为灵隐寺之别院。唐白居易游天竺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隋开皇十五年（595）贞观法师扩建翻经院，改称“南天竺寺”。宋咸平六年（1003）天台名僧慈云遵式法师住持南天竺寺，并于大中祥符初（1008）复更名为“灵山寺”。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将该寺改称今名。

鉴于灵隐寺与天竺寺如此密切的关系，唐宋文献中提到二寺时多在寺名前加上“灵隐山”一语。灵隐寺称灵隐山，自不必说；天竺寺亦然。如唐道宣《续高僧传》卷第三十有“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真观传”；唐诗僧皎然出家并受戒于“杭州灵隐山天竺寺”，其受戒师守真法师圆寂以后，皎然还撰《唐杭州灵隐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铭序》一文。明智旭《大乘止观法门释要》卷一所载宋真宗时太常博士朱頔所撰“南岳大乘止观序”中，亦称遵式为“灵隐山天竺教主遵式”等等。由此可见，唐宋时天竺寺亦含盖于“灵隐山”的文化范畴之内。

第三，灵隐山指包括整个灵隐天竺诸寺，以及飞来峰石窟造像、众多佛塔等在内的“北山佛教”区域（以西湖为界，杭州佛教可以分为西湖以北的北山、西湖以南的南山两大佛教寺庙群，其中北山佛教历史更早，影响也更大）。隋唐以来，灵隐山的佛教文化逐渐繁荣，特别是随着山之阳一侧相继有中天竺寺（创于隋朝）、上天竺寺（创于五代）等寺的创立，与灵山寺并称上、中、下三天竺，因此五代以降此地又称“天竺山”，而佛教文化繁荣的整个灵隐天竺一带则统称为“佛国山”。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一“北山胜迹”载：“自合涧桥折而南，度‘佛国山’门，为下天竺讲寺、灵鹫峰、月桂峰、稽留峰、莲花峰、三生石、翻经台、香林洞、葛坞、葛井、神尼舍利塔。‘佛国山’门，旧为唐末五代钟离权书，后改张即之书，今所悬乃皇明凉国公署额。”“佛国山”山门上所书三字，最早由唐末五代钟离权所书。上述“佛国山门”所含盖的范围包括灵隐飞来峰以及三个“天竺”等寺（宋时，灵隐、天竺一带寺院多达30余座，目前仍有灵隐寺、永福寺、韬光寺、灵顺寺、上天竺、中天寺、下天竺、中印寺及杭州佛学院等众多的佛教机构），大约在五代以后至明代以前，上述区域均是由同一个山门出入。杭州素有“东南佛国”之誉，盖源于此“佛国山”。

自明初起，天竺诸寺与灵隐寺复“割疆分道”，天竺山门迁于中天竺寺桥之东。清管庭芬撰《天竺山志》称：天竺、灵隐，旧籍多混为一谈。而该书则分天竺、灵隐而述之，疆界甚明：自上天竺起至飞来峰止，山之阳属天竺，山之阴属灵隐。

（未完待续。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副教授张家成，原题为《灵隐山：东南第一山》，载于《狮子吼》第二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