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印刷术的发展和对文化的重视，有宋一代书籍的编纂、刻版、印制和流通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为宋代文化高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之相应的，以禅宗语录为代表的佛教著述编撰与流通在宋代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灵隐寺这一时期历代祖师的著述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灵隐“宋韵”的集中体现。

纵观两宋三百年间曾卓锡灵隐寺的祖师，大致可以将他们的著述归结为三类：一是以《高僧传》和《五灯会元》为代表的佛教史传灯录类书籍；二是以《辅教编》、《传法正宗记》为代表的用于楷定教内外争议的著作；三是现存数量最多、后世影响最广的宗门祖师语录。“灵隐寺”微信公众号将通过“藏识”栏目，从这三类著述为切入点，系统介绍两宋时期灵隐寺祖师的著述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贯穿有宋一代的佛教史学著述风气

——以《宋高僧传》与《五灯会元》为例

翻开《武林灵隐寺志·禅祖》一章的宋代部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位居“北宋住持禅祖”首位的通慧赞宁律师。根据《武林灵隐寺志》的记载，赞宁律师，俗姓高，湖州德清人。后唐天成年间，赞宁律师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入天台山受具足戒，先学四分律，精研三藏。后往灵隐寺，习南山律，旁通儒、道二家，“博物强记，辩说纵横”，虽东方朔、张茂先亦不能过，人称“律虎”。

早在五代之时，赞宁律师即备受吴越国主尊崇，被钱武肃王礼请为两浙僧统，统领佛教事务，赐号“明义宗文大师”。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纳土归宋，赞宁律师奉释迦真身舍利宝塔，随吴越王钱俶入京城开封，宋太宗赐赞宁号“通慧大师”，并赐赠紫衣。六年（981），任右街副僧录。

淳化元年（990），又奉令编《三教圣贤事迹》，赞宁律师担任其中的佛教部分，撰成《鹫岭圣贤录》五十卷。二年（991），任史馆编修；咸平元年（998），任右街僧录；次年，迁左街僧录；直至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在京都左街天寿寺圆寂，享年83岁，被追谥为“圆明大师”。赞宁律师一生撰佛教著作共一百五十二卷，一般著作四十九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宋高僧传》。

宋代开创以来，一变后周王朝对待佛教的限制政策，雕大藏经，设译经院，普度僧尼，营建寺宇。太宗还注意到佛门中的高贤景行的人物和事迹要加以编纂（见卷首批答），于太平兴国七年（982），特命赞宁律师担负编撰《大宋高僧传》的任务。赞宁律师乃请命南返，在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等从事编撰，到端拱元年（988），前后历时将近七年，成书三十卷。

赞宁律师所撰之《宋高僧传》，仿梁代慧皎《高僧传》和唐代道宣《续高僧传》体例，分为十科，记载了从唐高宗至宋太宗320年间656位高僧的行迹（正传531人，附传125人）。赞宁律师为编纂本书，广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资料。他在上呈太宗的表文中曾说：“遐求事迹，博采碑文”；自序中也说：“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

由于搜集引用的材料十分广泛，史料考据相当严谨，刻画传神，文笔生动，此书一经完成，上呈宋太宗，就得到了太宗皇帝的亲自嘉奖，下令僧录司编入大藏流通。到至道二年（996），赞宁律师又修理重治，补进去一些材料（见后序），始成定本，这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仅有的三部纪传体佛教历史巨著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与北宋初年通慧赞宁律师相呼应的，南宋末年灵隐寺还有一位以著述闻名于世的大川普济禅师。普济禅师为四明奉化人，俗姓张，号大川。十九岁时，依香林院文宪师受具戒，初游本郡湖心、赤诚诸禅院，后遍历无用全、佛照光、浙翁琰、松源岳、肯堂充诸老之门。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普济禅师住庆元府妙胜禅院，后历住宝陀观音、岳林大中、嘉兴府报恩光孝、庆元府大慈教忠报国、绍兴府天章十方诸寺，后移住临安净慈光孝寺，更住景德灵隐寺。

普济禅师居灵隐二年，乃撰《五灯会元》二十卷。后得疾，请退而不获允许。临终，诫厚葬，命遗骨投江。禅师于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正月十八日示寂，世寿七十五，弟子七十余人。在大藏经和相关古籍中，有关大川普济禅师生平的资料记载并不十分详细，但他所著的《五灯会元》这部书对于佛弟子来说却是家喻户晓。

书名中的“灯”本为佛前供具，用于比喻则指佛法光明照破愚痴黑暗。佛法的法脉相承亦如法灯传照，故名传灯。所谓“五灯”，是指五部禅宗灯录，分别为北宋法眼宗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北宋临济宗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北宋云门宗惟白的《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临济宗悟明的《联灯会要》，南宋云门宗正受的《嘉泰普灯录》。

这五部灯录先后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近二百年间分别成书，共计150卷，内容层见叠出，诸多重复。正是有鉴于此，大川普济禅师在五部灯录的基础上编撰《五灯会元》，合“五灯”为一书，叙录简要，遂除叠合之弊。之前“五灯”虽以记叙禅宗世系源流为宗旨，但单篇的诸方拈古颂古、赞颂偈诗、铭记箴歌等辑录甚多。

《五灯会元》括摘枢要，芟夷枝蔓，记叙了自释迦牟尼、达摩、慧能以来著名祖师的言行事迹和宗系流脉，上可追溯到七佛，次及西土、中土禅宗祖师，至六祖则分南岳、青原以下，按禅宗的“五家七宗”分卷叙录，源流本末指掌了然，更符合禅宗史书的性质，因此也可将其视为一部史传巨著，对后人认识禅宗重要人物及发展概况有重要价值。

此外，尽管《五灯会元》与“五灯”相比，篇幅减少一半以上，却对宋末之前著名的禅师机缘语录加以收录。禅家之瞬目扬眉，擎拳举指；或行棒行喝，竖拂拈槌；或持叉张弓，辊球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以及一问一答，一唱一提，一默一言，一吁一笑等等机用，莫不备载。所以元明以来，好禅士流多藏其书，“五灯”单部遂少流通。因此后世有“禅宗语要，尽在五灯”的评价，足见本书在禅宗史上的崇高地位。

从北宋初年赞宁律师编撰《宋高僧传》到南宋末年普济禅师汇编《五灯会元》，乃至于明教契嵩禅师所著《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等史学典籍，两宋时期灵隐寺祖师所修订的佛教史传不可谓不多，其影响也不可谓不大。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宋代史学繁荣和佛法兴盛的共同结果。

宋代以儒立国，提倡右文致治，作为“儒之一端”的史学，自然也就受到君臣的高度重视。朝廷既有完善的馆阁制度和修史制度，对私人修史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甚至对部分个人史著予以承认和奖励，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此种风气影响于本就十分重视法脉源流梳理和祖师懿德记叙的佛门，便出现了灵隐寺祖师所著的两部与宋王朝的兴衰相始终的佛教历史巨著，成为灵隐“宋韵”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