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0日，是曾于五十年代担任灵隐寺方丈的尘空法师圆寂纪念日。法师在青年时期跟随太虚大师十八年，耳濡目染，受其薰陶，是海内外知名的学问僧，著述颇丰。今日恭逢尘空大师圆寂纪念日，让我们通过他一生弘法利生的行迹，深切缅怀这位大德！

尘空法师是湖北省荆门县拾桥镇人，俗家姓王，名宗禹，出家后法名尘空，字演林，1908年出生。他家住拾桥镇唐坡村，世代以务农为业，以家庭贫穷之故，幼年间断断续的读过几年村塾。

1918年，尘空法师十一岁时，为父母送到当阳玉泉寺，依福惠和尚剃度出家。承蒙师父福惠和尚慈悲，送尘空法师到学塾读书，奠定了他以后做学问的基础。1925年，尘空法师已十八岁，福慧和尚叫他到沙市章华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回到玉泉寺研究经教，并时常到宜昌地区各寺院参访，如是者数年。

1929年，尘空法师负笈湖北武昌，入武昌佛学院研究部受学，在太虚大师的指导下，开始教理教史的学习。1930年武院研究部并入北平（北京）的柏林教理院，尘空法师空到北平（北京）继续受学。

“九·一八”事变后，法师提前毕业，与法舫法师回到武昌佛学院，协助太虚筹办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利用馆内收藏的参考书，刻苦钻研，写心得论文，发表于《海潮音》月刊。

1932年，应净严法师之请，尘空法师赴开封河南佛学院任教。一年后返回武昌佛学院任教，协助法舫法师，并参与《海潮音》编辑。1935年夏，法师被太虚派往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协助法尊法师工作，年底回武昌，带回法尊法师从藏文新译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书稿，在武汉复印并办理发售预约手续。次年，法师摆脱一切事务，前往山西五台山，从能海上师苦修一年。

1937年正月，他的师父福惠老和尚病危，尘空法师匆匆赶回玉泉寺探视，侍奉汤药，以尽孝思。福惠老和尚示寂，尘空法师料理后事，克尽孝道。未几，日寇侵华军兴，尘空法师到了四川重庆，参加了重庆的“僧侣救护队”，抢救日寇军机轰炸时受伤的军民，支援抗战。

1939年正月，尘空法师随太虚大师游历黔滇，并为大师起草呈军政、内阁两部文件，呼吁保护全国寺庙财产。五月，太虚大师被聘为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尘空法师任监事，鼎力协助太虚大师筹组云南僧伽救护队和筹办慈济医院。

1942年五月，尘空法师接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的信函，约他去担任汉藏教理院教务主任，并告以此事已获太虚大师应允。尘空法师摒挡成行，六月抵重庆。他在汉藏教理院授课之余，编纂了《缙云山志》一书，并撰写了一份《整理当阳玉泉寺计划书》。后来经太虚大师及戴传贤、李子宽二居士审阅认可，尘空法师准备以此作为将来重兴天台祖庭的蓝本。

1945年九月，日寇侵华战败，无条件投降。翌年初春，尘空法师离开了汉藏教理院，回到他出家的祖庭当阳玉泉寺。他曾于寺内当家师及八堂首座共议，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整理玉泉寺，以光大祖庭道风。无奈与会者各持己见，尘空法师所拟出的《整理玉泉寺计划书》，无形中为众人搁置下来。

法师在玉泉寺住了一阵子，见事无可为，乃返回武昌佛学院，太虚大师尚在重庆，函嘱尘空法师即到南京，去接管莫愁路的普照寺，并主编《海潮音》月刊。1946年四月，太虚大师复员抵达南京，驻锡毗卢寺，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在毗卢寺办公，并命尘空法师担任整理委员会秘书，及协助接收汪伪政府时代的南京佛教会。

1947年三月，太虚大师圆寂于上海，尘空法师与大醒法师同为治丧处文书组成员，从头至尾料理丧葬，并手捧灵骨缸，与大众一起送往浙江溪口雪窦寺安奉。回南京后，法师着手编辑纪念太虚大师圆寂《海潮音》专辑，自撰了《太虚大师病室日记》、《恸失导师》、《太虚大师行略》、《奉骨入山记》等文章。是年五月，法师当选为中国佛教会驻京常务监事。

1948年，他在南京辞去一切职务，到普陀山双泉庵闭关，希望在修持上有所进益。在普陀山闭关的，除了他外，还有在百子堂闭关的寿冶和尚，在妙峰庵闭关的妙善和尚，山上僧侣称他们三位是“西方三圣”。

1949年，随着舟山群岛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许多僧人纷纷离开，尘空法师却选择继续留在普陀山。尘空法师于1950年中秋出关，协助地方人民政府给当地僧尼分发救济粮，并带领山上前后寺的僧侣，开荒种植，农禅并重，希望做到自给自足，被全山僧侣推举为普陀山方丈。

1950年，普陀山普济寺传戒，尘空法师担任戒坛得戒和尚。1952年，法师当选为普陀乡人民代表、定海县人民代表，1953年，法师受邀出席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法师当选浙江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以后连任三届。

1957年，尘空法师奉调出任西湖灵隐寺住持，普陀山全山两百五十多名僧侣上书希望挽留他。尘空法师到杭州，先后当选为杭州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连任三届），同时兼任天竺寺住持。

1962年，尘空法师赴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时，会后被留在北京，为中国佛学院编写《中国佛教史讲义》。越二年后，以浙江方面催促，稿未竟而回杭州。

未久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下半年，红卫兵到上竺寺“扫四旧”，把出家人赶出寺院，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住持也不能例外，把他由杭州遣送回湖北原籍，下放到荆门县塘坡村的老家参加劳动改造。

尘空法师在与族侄同住期间，也要参加劳动改造。他年老多病，但仍坚持出家人的本份，素食、早晚课诵不辍。他以微薄的工资所得，购置一些儿童图书，设置了一处“尘空书箱”，供生产大队中的儿童阅读，如此捱过苦难的“十年浩劫”。

1971年，法师应邀住武汉归元寺，协助昌明法师整理寺内佛教文物，对藏经阁内的佛教、字画、碑贴、法器及中外佛学典籍，全部清理造册登记，标明类别、名称、数量，使之收藏井然有序。

在此期间，写成由昌明法师口述的《归元寺在文化大革命的经过情况》一文，文中详细记载了寺院险遭劫难的经过，对周恩来明确指示保护归元寺，人民解放军某部竭力保卫寺院的史实记述尤详，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史资料。

“十年浩劫”过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宗教活动。尘空法师再度回到杭州，住在灵隐寺紫竹林的一间小房中，一床一桌，简单之至。

法师还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写了一封长信，提到了一些在家乡多年的生活及感想，也提供了一些佛教的兴革问题。

有关部门在浙江省文史馆给他安置了一个馆员的位置，月薪五十元。他初回杭州的时候，浙江省统战部长接见了他，说他受了委屈，政府会补发他这些年的工资。当时唐山大地震发生未久，法师把补发的一万余元工资，全部捐给唐山救灾了。

1978年十一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南下公干，特别到杭州灵隐寺去探视他，共进晚斋叙旧。在这之后，法师健康日益衰退，晚年患多发性骨髓癌，于1979年七月圆寂，世寿七十二岁，僧腊六十二载、戒腊五十四年。遗骨火化后，骨灰运回荆门玉泉山寺建塔安葬。

尘空法师追随太虚大师近二十年，著述颇多，散见于《海潮音》杂志，出版行世者有《普陀山小志》、《灵隐寺志》等，及论文《唯生论读后》、《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几点佛法的要义》、《胜利的回顾与前瞻》等，未印行者有《民国佛教纪年》等。

尘空法师不仅做学问一丝不苟，任事也勤勤恳恳，认真踏实。在武昌佛学院任图书馆管理员及庶务管理期间，他任劳任怨，负责认真，可谓忠于职守。后来在四川汉藏教理院期间，他推动佛教改革，特别是在僧侣教育方面，希望培育出佛教改革的人才，以此深得太虚大师的青睐。在他接编《海潮音》杂志之前，在日寇侵华期间，纸张涨价，销路困难，面临停刊边缘；尘空法师接办后，尽力以赴，力挽颓局，使《海潮音》月刊起死回生。他的治学精神和任事态度，深得先辈和同辈们的赞许，更是后世佛弟子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