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弘一
编辑:慧容 日期:2018-10-15 10:49

  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故居李宅。祖父李锐,经营盐业与银线业,父亲李世珍,官至吏部主事,后辞官继承家业成为津门巨富。虽然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李叔同却是父亲68岁时与小妾所生,因为庶出,5岁丧父后,在家中的地位就不同于昨日。大约从这时起,内心敏锐的李叔同,就深深感到一种人生的孤零。加之家族教育极其严苛,令其更加敏感。那时,家中有好些个佛教徒,他小小年纪跟着念诵《大悲咒》,在心中埋下了佛根。

  李家家学甚厚,他8岁读四书五经,学书法、金石,13岁习训诂、攻历朝书法,便有名气。15岁那年,便一口吟诵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可见在少年李叔同的心中,已有了对人世繁华苍凉的思考,其早熟之心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从那时起,他对“正学”已不大热心,对唱戏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常去戏园,不但听,还亲自登台演唱。彼时,他颇为欣赏伶人杨翠喜,天天给她捧场,夜间送其回家。这段少年之恋,或许是他的情窦初开。然而杨翠喜后来被卖入官家,几经周折,又嫁做商人妇。李叔同的痴情,化作一片惆怅。那份人世的凄零感,又平添几许。

  18岁时,母亲为他做主,聘娶经营茶叶生意的俞家之女。但对于这个女子,他毫无感情。哥哥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其置家,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啊。拿到这笔钱,李叔同多半用于艺术,首先就给自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那时的他,早已饱读诗书,在情感得不到慰藉时,便心向文艺,大量接触了当时的西方艺术。又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他一腔热血,力图思变,奋起中华。维新变法时,他整个人无比兴奋,到处与人鼓吹新说,政治热情极高,并刻下印章“南海康梁是吾师”。回看他20岁的诗文,写道:“间尝审时度世,窃叹我中国以仁厚之朝,而出洋之臣,何竟独无一人,能体君心而善达君意者乎…”


  然而变法失败,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随后带着母亲妻子避祸上海,以少东家身份支取极高的生活费用。国事的衰败,又让他的理想蒙上阴影,无处发泄的李叔同整日苦闷,就更加沉迷于声色犬马,柳巷花间。当时他才华横溢,很快就与名士往来,在诗酒唱和间与沪上名妓多有接触。作为富家子弟,他出手无比阔绰,开始跟一众文人雅士,过起五光十色的生活。

 

  20岁时,他迁居好友,许幻园家“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极具纨绔之风。整日的纵情声色,可以说让他,感受到了一般人难以感受的人世繁华,凡尘俗世里的那些荒唐、绚烂、黯败,一并揉在一起,被他吞下。尤其是与歌郎、名妓的交往,让他对欢场男女充满悲悯,对人世跌宕起伏有了极深的领悟。这是他在红尘中翻江倒海的年华,也是他一生最迷惘的时期。
 

  这时,他锋芒毕露的才华,已经引来了社会上的众多目光。他本是南洋公学经济科的学生,为了支持学潮运动,主动退学,创立新学组织“沪学会”,开设演讲讲习班组织学生新剧。还将《诗经》等古文填词在西洋音乐里,成为流传广泛的歌曲。他精通书法篆刻,和上海书画界名家,成立书画公会,合办《书画报》;喜欢听戏,亲自粉墨登台唱《黄天霸》,从老生唱到武生,诗酒癫狂,非常孤傲。


  就在这年少意气,滚滚红尘路上倍感踟蹰时,25岁的李叔同又遭遇变故:年仅46岁的生母辞世。母亲临终时,他上街置办棺木,未能亲自送终,成为一生的遗憾。等灵柩回津,兄长坚持“外丧不进门”,原本对旧制度极为抵触的他,登时决定用新仪为母亲举办丧礼。葬礼当天400人穿着黑衣,李叔同自己在灵堂用钢琴伴奏,并请儿童合唱他创作的哀歌。安葬完母亲,他极为失落。在维新之时,他原本有激进思想,期望革掉大清朝的命。而在颓丧之际,他看遍中国乱象,深觉启蒙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唯有艺术才能开启民智。在人生的反思中,他选择了留学,去日本专攻美术,辅修音乐。

在日本读书时,李叔同十分勤勉,惜时如金。除了约定时间,绝不会客。有一次约欧阳予倩八点见面,对方只迟到了五分钟,他打开窗户说:“今天你已经来迟了,现在我没有时间,改天再约吧。”正是在这种严格自律的修为中,他在音乐、美术上精研日深。他精通西洋乐器,画一手漂亮油画,连当地媒体听说他,也要登门采访。在名为《清国人有志洋画》的报道中,日本人形容他“身材魁梧”“语调平和”,看了他的作品,赞其“笔致潇洒”。

在日本时留影

  除了绘画和音乐,他对戏剧也产生了激情。在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下,他和曾孝谷成立了戏剧社团“春柳社”,第一次公演《茶花女》,轰动一时。日本戏剧权威松居松翁,在现场看了这次表演,她惊叹李叔同扮演的女主角“优美婉丽”,远超本国的俳优,不觉兴奋地跑到后台,找李叔同握手致敬。在日期间,他还专门雇日本女子做模特,随后与她产生感情,结为夫妇。他留存后世的唯一人体作品《出浴》,画的就是这位妙龄女子。此外,他还自编音乐杂志,传播西方乐理,推广作曲方法。


《茶花女》扮相

 

  1911年4月,李叔同学成回国,到高等工业学院任图画教员。次年,中华民国成立,他到上海任《太平洋报》文艺版主编,并在城东女学教授文学和音乐。这时他深刻认识到美育的重要性,觉得只有用艺术之美,才能改造国民,革除旧封建的糟粕。对于那个风云激荡的社会而言,这已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他要的不是将艺术作为政治工具,而是让艺术本身的光芒,来唤醒人们心中的人性乃至神性。

  他讲课十分用心,每次上课前,会提前板书,且对所有学生都富有耐心。有时遇到学生上课看杂书,他并不当场点名,而是等下课后,轻声而严肃地让他留下:“你若是想上课,就不要看闲书,如果想看闲书,下次就出去看吧。”说完,微微鞠上一躬,臊得学生不敢再犯。当时他的好友夏丏尊曾说,“叔同教学生,没有学生不尊敬,他有人格做背景,犹如佛菩萨有光,学生看了,打心底里敬畏,就是不提醒,学生也自会用功。”

丰子恺

  在浙江一师6年,李叔同先后开设素描、油画、水彩、西洋美术史、作曲、写生,第一个让学生们画裸体模特,带学生在艺术中遨游徜徉。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中国有了一批音乐美术领域的人才,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漫画家丰子恺。因为发现丰子恺天赋过人,他对这个学生极尽爱护。有一次,丰子恺与训育主任发生冲突,主任吃了亏,心里不服气,提出上报教育厅,要开除丰子恺。其他老师都默不吭声,李叔同当即站出来:“丰子恺是个人才,平时也无大过,如果因为一次犯错葬送前途,将是我们国家的损失,若能宽恕,全其人格,将来必大有作为。”

丰子恺画作

  事情平息后,李叔同把丰子恺叫来,捧出《人谱》一书,教育道:“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丰子恺默然不语,李叔同说:“想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先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没有器量和见识,无论技艺如何精湛,皆不足道。”丰子恺谨记李叔同的教诲,奉行终生,终成一代大家。对于恩师,他一生充满敬重之情,答应与他合著《护生画集》。此后三十年间,不管世情如何变迁,哪怕山河破碎,浩劫当头,他都谨守承诺。内乱时,丰子恺身心俱损,仍秘密绘制。1978年,这份遗稿几经磨难,终于重见天日,实现两人遗愿,成为文化史上凄苦的佳话。

《护生画集》

  另一位学生刘志平,留学日本时经济十分困难。当时李叔同已有遁世之意,为了资助这位学生,薪金微薄的他每月坚持寄钱,不求其偿还,并叮嘱不可告诉他人,直至刘志平学成才停止资助。为此,他甚至推迟出家时间半年之久。这样的恩情,刘志平毕生难忘,在李叔同出家时,便全力供养恩师。李叔同知道他没有积蓄,常寄字画。刘志平知道这些字画的珍贵,哪里敢拿出来变卖换钱?

  抗战时期,刘志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本人重重封锁,将它们安全运出上海,即便是摆摊糊口,也绝不出售。孔祥熙得知此事,曾花重金收买,被他断然拒绝。十年内乱时期,他差点被打死,也要保住恩师的墨宝。直到2000年,其子刘雪阳,将他用性命保存的159件作品捐给政府,这才留住了中华文化的瑰宝。


  无论是丰子恺还是刘志平,皆可看出李叔同的师表之风。他坚信,美育不但可以通达艺术,最主要的,是能够浸润灵魂,让一个人拥有更高尚的人格。行文至此,度公子不得不喟叹,如今之教育,美育何在?在冷冰冰的应试分数间,还是弃学生自尊于不顾的排名里?提及中学教育,音乐、美术位置在哪儿?当初蔡元培说:“要以美育代宗教”。可现在我们教育之中哪还有审美可言?对于那些精耕专业的学子来说,未从音乐、绘画、文学中陶冶情操,理解那个更为清朗明澈的世界,如何能做出更加通达圆润的学问?以炼其意志,养其心性?无意志而持恒,无心性越高山,一地鸡毛,情味全无,不是生活没给你诗和远方,而是给了你也看不出来!唉,罢了罢了…

  1915年的秋天,他和夏丏尊闲聊时,突然听闻了断食一事,据说可以治疗疾病,更新身心。夏丏尊没放在心上,他却听了进去,第二年就去虎跑寺断食20天。在这里,他看到了僧侣的生活,竟然十分向往,深有脱胎换骨之感。回校之后,他已经变了个人,开始吃素、读经、供佛。

 断食日志

  对于很多人而言,他的决定实在太突然了。1918年6月30日晚,在处理完一些琐事之后,李叔同便把丰子恺等学生叫来,告诉他们说:“我要入山出家。”他让学生拿走自己的书籍和家什,自己只留了最简陋的生活用品。学生问他:“老师出家何为?”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听闻他要出家的消息,日本妻子赶来,“你出家我怎么办?为什么要我回日本?”李叔同只把手表留给她作纪念:“你有医术,想必回国生存不难。”说罢,在茫茫白雾间乘舟而去,妻子在身后失声痛哭,他却头也不回。此后24年间,再未与妻儿相见。

  消息一经放出,整个文化界为之震动。各种猜疑不绝耳语,流言四起。人们纷纷揣测他为何做此决定。有人说他是追求灵魂的更高归宿,有人说他是无力承受俗世给他的负担。但无论如何,盛名之下,李叔同遁入空门,令当世者唏嘘不已。其实,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就透露出了这种向佛的根由。父亲的死,生母的地位,早熟的思悟,年少时看过的红尘浮象,人生悲苦,在他穿破了艺术一层又一层的至高境界后,仍旧无法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安稳的落处。在历经断食,目睹僧侣生活后,他便将身心寄托在佛法上,想以此来超越无常的苦痛。
 
  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剩下的只有弘一法师。

  剃度之后,弘一法师苦心研习佛法,钻研《四分律》和南山律,花4年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始至终,弘一法师以戒为师,每日只吃两餐,过午不食。

  他衣不过三,寒冬也只一件百衲衣,一双僧鞋,穿了几十年。凡四体琐事,洗衣缝补,全部亲自动手。外出云游时,只带破旧的席子和单被。曾有一次,丰子恺寄宣纸请他写佛号,写罢,他回信问多出的宣纸如何处理。直到临终前,他召弟子入室,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后,记得在骨灰坛下放一钵清水,以免过路的虫蚁烫死。

   为弘扬佛法,他可以置生死于不顾。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众人劝他避难,他却集众演讲,尽一己之力,渡劫众生。每次开讲时,后面的墙壁上,都挂着他亲手书写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在弘一法师看来,以佛之觉悟普度众生,激励僧俗两界一同奋起救国,即便牺牲一切,舍命不辞。难怪在当时,只要提到弘一法师的大名,再是狂狷疏傲之人,也只能静目仰视。鲁迅得到他的书法,自称“幸甚!”林语堂说:“他是最有才华的天才,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人。”张爱玲说:“我从来不是高傲的人,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外面,我是如此谦卑。”

 

  1941年8月28日,弘一法师口授遗嘱,从容安排后事的每一个细节。1942年九月初三日晚八时整,法师在经文佛号中圆寂,过七之后,灵龛在承天寺化尽,留下了一千八百多枚舍利。圆寂之前,弘一法师留下绝笔,那是至今令世人怅然的四个字:悲欣交集。

  他这一生,横跨两个世界,红尘之中,他是令人仰止的天才,看尽人间繁华,韵极风流;遁入空门,他又一心向佛,以清朗的佛光宽慰众生之苦。他尝尽人世的悲欢,只想做一个时时像人的人。俞平伯曾如是说道:“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然而何止是像?他一生追求,乃是一个“真”字。因真而公子翩翩,因真而高僧庄重。在这苍茫的人世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李叔同了。


摘自《狮子吼》杂志

编辑|慧容
责编|妙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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